一起来看语文教材的前世今生，还是你熟悉的小学课本吗？

 

教育部今年4月公布的《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义务教育品德、语文、历史学科，起始年级使用新编、修订教材。

说到语文教材修订，先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语文教材的前世今生吧......

为什么叫“语文”？叶圣陶先生改的名。

要说语文教材，就得先从“语文”这门学科说起。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及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中国文学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要求语文教材必须选取“党国要人”时文，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训词》等，遂进入语文教材。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语文教材的演变及背景

1、20年代的小学国语教育，用白话文全面替换文言文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当时设立了“中国文学课”，教材课文大多是古代散文。

20年代初，北洋政府训令小学“国语课”全部使用白话文(语体文)，初中教材第一年白话文须占3/4，第二年2/4，第三年1/4。周作人、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最受当时国文教材的欢迎;政要人物的文章则与教科书完全绝缘。

1929年《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级中学之部》封面及初中国文教学目标内文

1929年的《暂行课程标准》，把语文教育区分为“小学国语”和“中学国文”两个科目，相当科学。小学国语的教育目标，是让学生学习平易的白话文，欣赏通俗的儿童文学，以锻炼其交际表达能力、扩展其想象空间。教材所选课文，在内容上，须积极乐观，有一定艺术水准而非“可怕而无寓意的纯粹神话”，且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在形式上，须是流利的白话文。初级中学国文的教育目标，是养成学生用白话文流畅充分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技能，和阅读书报(包括平易文言文书报)的能力、习惯以及欣赏文艺的兴趣。教材所选课文，在内容上，要观照现实社会生活，“含有改进社会现状的意味”;在形式上，白话文逐渐递减，文言文逐渐递增，第一学年七三开，第二学年六四开，第三学年五五开。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学院师生编写出一套《蒙学课本》，这是我国自行编写教科书之始。其编辑大意：“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这套教材在“德、智、体”编写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形式编写，中西杂糅，这也正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特点。

1902到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设科。这里的“中国文学”并非纯文学课，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科目。从这时开始，语文教育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走向学科科学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有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在编写体例和内容选取上都有不小的突破。

1919年爆发了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斗争。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言文不再是教材的正宗，而是变成了文言、白话并列的局面；教材的体系也开始趋于完善，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的规模。周作人、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最受当时国文教材的欢迎；政要人物的文章则与教科书完全绝缘。

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文、国语课本，其原因在于小学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

比如：《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由叶圣陶编写课文，丰子恺手绘插图。是一本适合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初版后印行40余版次

《复兴国语教科书》丛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复兴说话教科书》为其中之一。此丛书是当时多家版本教材里发行量最大的，出版后多次重版印刷

1912年至1949年，短短37年间，全国各书坊仍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内容上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同时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形成一派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格局。

2、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第一要务，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被逐出教科书。

1949年，教科书进入“要由国家办”的新阶段。叶圣陶被指定担当这一重任。按叶的理念——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二者不可分割——教育部将以往惯用的“国语”，改成了“语文”。至于教材内容，则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里说得非常清楚：“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很多传统名篇，被撤出了教科书。最典型的，莫过于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早年曾激赞《背影》，认为整篇文章无一处闲笔。但当1951年，有中学语文教师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评《背影》没法教，与当前政治任务矛盾时，叶圣陶也保不住这篇文章。这位教师声称：

“这课书，在今日青少年学生面前，抽象而颓弱地渲染着一个父子之爱，是与当前三大政治任务——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将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学生渲染得太深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本想参加军干校的同学，或感于父母年迈而迟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无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类的无谓的纷扰，这是不言而喻的。再者，……光就朱自清那三次感情脆弱，有点林黛玉式的下泪，就可能给感情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学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青少年的眼泪，只有欢笑的眼泪，胜利的眼泪，以及对万恶敌人忿恨的眼泪。”

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写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封面及目录

《人民教育》在编者按里高度赞誉该文，号召全国语文教师一起来检举教科书里其他“不适当的文章”，引发了语文教育界对《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语文教材。直到1982年，才再度回归。

3、文革后闭关编写教材， 类型越来越宽。

随着1978年教学大纲的出台，语文教育逐渐回归正轨，大纲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并分别为初、高中制定了不同的读写目标。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语文教材有1978年出版并分别于1982、1987年进行两次修订的人教社“合编本”语文教材。

“文革”结束后，空了十年的人教社紧急从全国调来了多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知识分子，不但能拖家带口，还给解决北京户口。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即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业务已然生疏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邓小平亲自下达指示，“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文革之前被弃之不用的叶圣陶主编的教材重新启用，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

1991年语文课本再次修订，是80后上中学前最后一次。此后十年教材没有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进入新世纪，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经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除内容的逐步恢复。

原来，考虑到有些内容不适合在课堂上讲，入选课本的文章都经过了一定的删改。比如《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如出浴的美人”这一句，重新回到了文章当中。时代在变，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能够选入课本的文章类型也越来越宽。90后的课本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有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4、新课改后各具特色

2004年新课改之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语文教材，目前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版本大概有：人教版 、语文版、湘教版 、长春版、苏教版 、教科版、冀教版、西师大版、沪教版 、鲁教版、北师大版 、浙教版等十几种，北京地区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和北师大版。对于九零后的学生们来说，关于课本的“集体记忆”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了。

了解过了语文以及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是不是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小学语文新版教材2016年秋使用，增中华传统文化比重。

与修订之前相比，新修订的教材课文数量减少了15%，共有40%的课文被替换，同时，古诗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有所增加。

在昨天举行的语文版义务教育修订版教材使用暨培训工作会上，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透露，2016年秋季，400多万中小学生将启用新修订的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语文教材。与修订之前相比，新修订的教材课文数量减少了15%，共有40%的课文被替换，同时，古诗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有所增加。

修订亮点

注重传统小学读背古诗增四成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介绍，此次语文版教材修订的原则就是要充分发挥语文教材立德树人的优势，体现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特点。

目前，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足是语文课本普遍存在的问题。此次教材修订中十分重视古诗文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比如一至六年级相关课文约占全部课文的30%，每册最后一个单元集中安排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七至九年级相关课文约占全部课文的40%，每册安排两个单元的古诗文。同时，教材还注意通过课后练习、口语交际、习作(写话、写作)、综合性学习等内容的设计，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比如一至六年级《百花园》中的“读读背背”栏目，安排的内容都是古诗文;全套教材在《百花园》中安排读背古诗文82篇，比此前教材增加了40%。另外，七至九年级口语交际中的《交流座右铭》《谈谈你心目中的君子》，写作中的《我看古人的苦读精神》，综合性学习中的《诸子百家初探》《现代社会与儒家思想》等，都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减负提质课文数量减少15%

在此次教材修订中，要体现的另一精神就是“减量提质”，减轻学生的负担。据统计，修订版语文版全套教材课文数量比修订前减少了大约15%。

不过，王旭明坦言，减量并不是减负的根本途径，更重要的是提升质量，即从语文学习的角度，把练习设计得难度适宜、梯度合理、衔接自然，精心考虑学生的接受度，以此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把非语文的或者说语文学习价值低下的内容筛选出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爱学语文、乐学语文、会学语文，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除了减量之外，修订版教材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大约更换了40%的课文。在选文上，力求文质兼美，所选课文既有较高的思想性，又有较高的语文价值。

结合时代撤换更改部分篇目

在修订的过程中，一些优秀的传统篇目得到了保留。比如，保留了体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篇目《小英雄王二小》《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等。但也有些篇目虽然内容很好，文字也不错，但是由于和时代要求不符，还是被撤换。比如《谁勇敢》这篇文章，有些老师建议保留下来，但最终还是更换掉了，原因就在于一个孩子为了保护其他孩子不受马蜂蜇，用身体扑向马蜂窝，虽然保护了别人，但自己却受伤了，文本的结论是这个孩子最勇敢。

“之所以换掉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们认为，对孩子来说，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不应倡导这种行为。怎么办最好?那不是语文要讲的事，至少在选文时我们不选这种文章。”王旭明说。

注重实用增加语言运用练习

王旭明介绍，修订版教材在课后练习上，注意引导学生理解内容、体会情感，同时加强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做到既有一定数量的朗读和理解课文内容的练习，又有较大比例的语言文字理解和运用的练习。

据统计，全套教材当中，语言文字运用题，即用语文来说现象，分析、解释各种问题的题目，占到50%以上，主要体现在口语交际、习作和综合性学

习上。如口语交际加强了互动性，比如一二年级看图讲故事《劝说》，七八年级开一次辩论会《一分钱的官司该不该打》等;习作也加强了实用性，比如一至六年级加强应用文的写作指导，安排了8次应用文写作的练习;综合性学习加强了实践性，比如七至九年级的编演短剧、办一份小报等。

王旭明表示，希望通过这些环节，切实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背景

历时三年完成400余万学生今秋启用

语文出版社是全国唯一的语文专业出版社，也是我国能独立研发全套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的出版社之一。自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颁布后，语文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从小学至高中的课程标准语文教科书。15年来，语文版课标教材被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辽宁、宁夏、山西、四川、云南、浙江等省份的2000多万学生使用。2013年，教材修订大幕正式被拉开。

随即，语文出版社成立了教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和教材修订工作小组三级机构，组织了一支由出版社专业教材编辑、省市教研员和一线优秀教师组成的教材修订团队，还聘请教育教学专家、语言文字专家担任教材的编写顾问，对教材内容反复讨论，努力使教材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支持。在教材修订过程中，编委会严把质量关，建立了三审制度，还成立了监审组，分别对内容和文字进行审定。

为做好教材修订工作，语文出版社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先生和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柳斌先生担任语文出版社修订版语文课标教材总顾问，还多次邀请温儒敏、孙绍振、吴忠豪等语文教育领域的专家与教材编写者座谈，以进一步提高教材编写人员对当前语文教学改革的认识水平。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2016年4月下发的《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语文出版社修订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进入《2016年义务教育用书目录》。

王旭明介绍，此次语文版修订教材全套共计十八册，供义务教育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使用。今年秋季，将从两个起始年级——一年级和七年级启用，涉及400多万中小学生。

北京落点

北京未使用语文版教材小学古诗文占比已不低15%

记者注意到，虽然此次教材修订并不涉及北京，但加大传统文化比重却也是北京版教材的共同选择。

目前，北京市使用的义务教育教材分为“人教版”“北师大版”“京版”和“景山版”。本学年，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仍按原版本进行使用，新学年的教材修订和使用将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和规范要求进行。

一直以来，北京市在基础教育阶段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通过教材建设、阅读选荐、校园文化活动和考试评价等多方面给予渗透和落实，夯实学生母语素养，培养学生民族精神。

早在2014年，北京就已开始启动语文教材的修订工作。负责主编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按照教育部要求，小学古诗文在整个课本的比例不应低于15%，初中不低于30%，高中不低于45%。北京的语文教材已经达标。新修订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中，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将增加古代经典诗词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弟子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例如新版小学一年级《语文》中，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古典诗词不少于100篇。

目前北京版语文教材最终审查结果还未正式发布。根据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透露：今年将抓紧义务教育品德、语文、历史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查。组织开展新编三科教材使用工作。随着语文版教材的审定通过，这意味着，今年各版本的语文教材修订和使用工作也将提速。

热点聚焦

据媒体报道，此次教材修订中，原版教材中的《南京大屠杀》一文被《死里逃生》替换。但随即，网上却开始热传语文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中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下，引发巨大关注。昨天傍晚，语文出版社率先通过京华时报发布声明，称网上所传语文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修订教材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下之事，与事实严重不符，混淆视听，特此严正声明。

声明称，语文出版社自2013年起，对2001年审定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将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更换的原因主要是张纯如所写《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位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因此，语文出版社教材中不存在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掉的问题。